最近看了几集热播剧《都挺好》，感触很多，突然就想把自己的经历讲述出来。
不为宣泄心中郁积的情绪，只为告别往日不堪的生活。
此时此刻，我身在广州，与家人八年未曾谋面。
而距离那个疯狂痛苦的夏天，也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。
我叫刘静，今年三十三岁，老家在石家庄边上的桃树村。
我生于1986年，出生的时候没有去医院，是爸爸连夜骑了四五里路的自行车，从邻村请了一个接生婆来家里。
听他们讲，我出生之后不哭不闹，安静得像一个玩具。
爸妈就把我放在装着沙土的布袋里，锁上屋子，下地干活。
通常大半天，我连身子都不翻一下。
隔几个小时，奶奶会摇着蒲扇，慢悠悠进来看我一眼，喂我一点麦乳精。
于是，我有了大名，静。
这个名字一般没人叫，家里人都叫我的小名儿——招娣。
据说是奶奶执意要起的。
和电视剧中的女主角苏明玉不同，她有两个哥哥，排行老小，我则是老大，下面有两个弟弟。
大弟生于1987年，小弟生于1989年。
我们当地有一项土政策，如果第一胎是女孩，允许三十岁之前要第二胎。
所以，大弟是符合政策的，而小弟却费了一番周折。
本来妈妈怀上小弟后，爸爸打算打掉，但妈妈说等一等，如果是女孩就打掉，如果是男孩就留下。
妈妈之所以这样说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大弟不是正常孩子，双腿畸形，智力也有问题。
再要一个男孩是全家一致的愿望。
怀孕四个多月后，爸爸托人找关系，偷偷给妈妈做了B超，查出是男孩。
当时正值八十年代末，是计划生育风声最紧、力度最大的时候，村里的大喇叭天天宣传，镇里的卫生院隔三差五组织育龄妇女查体，工作组还经常突击入户走访。
有的妇女怀孕七八个月也要强制引产，一些人因此送了命。
大街上随处可见字字铿锵的宣传口号:
“一胎环，二胎扎，三胎四胎杀杀杀！”
“该扎不扎，房倒屋塌，该流不流，扒房牵牛！”
“喝药不夺瓶，上吊就给绳！同志，你今天结扎了吗？”
……
鲜红的大字，看得人心里发毛。
而派发的一盒盒劣质安全套，成了孩子们手中习以为常的物件。
在这种形势下，爸妈为了保住小弟，就躲到了很远的地方。
具体什么地方，我到现在都不清楚。
一年多后，爸妈带着半岁的小弟回来，工作组见木已成舟，又不能把孩子弄死，只能罚款。
好像是罚三千块钱。
那可是八十年代的三千块钱啊！
家里的钱加上借的亲戚的钱还差一大截，工作组就让爸爸打了欠条，牵走了家里的两头驴，搬走了除床和锅之外的家具。
临走还在院墙上写了字，“破坏计划生育大计，自绝于国家与人民！”
那段时间，一到夜里，爸爸就去悄悄抠一点。
后来被人举报，让工作组挂上牌子，在十里八村游街。
但总的来说，小弟地顺利保住，全家松了一口气，以后的日子有指望了。
尤其是奶奶，抱着小弟不撒手，每天都要在爷爷的遗像前唠叨一阵子。
从五六岁开始，我就照看大弟，奶奶只管照看小弟。
我不懂得怎么照看，也不知道照看得好与坏，只记得那时挨了不少打。
大弟的衣服脏了，妈妈回来扇我两个耳光，大弟的胳膊磕破了，妈妈回来踹我两脚，大弟拉裤子里了，我就只能饿着肚子睡觉。
有时候，大弟莫名其妙地哭，我怎么哄都不行，一害怕，也跟着哭。
哭声吵到了奶奶，她就埋怨着，暂时把大弟领回自己屋里。
我不敢跟过去。
一直以来，奶奶的屋子我是不能进的。
慢慢懂事以后，我经常看到大弟小弟被奶奶叫过去。
等他俩出来，手里就多了冰糖、桃酥、花生米这些好吃的。
偶尔，小弟会偷偷分我一点。
他告诉我，奶奶的屋子里，房梁上高高吊着一个篮子，盖了一块花布，里面有满满当当的零食。
小弟没有骗我，半夜我踩着凳子趴着窗台朝里看，果真有一个篮子。
似乎还一晃一晃地，对我招手。
这个篮子，无数次出现在我童年的梦里。
平时，我能吃到的最好的东西是鸡蛋黄。
虽然家里很穷，可每天早上妈妈会从奶奶那里讨两个鸡蛋，煮熟了，大弟小弟一人一个。
大弟是不吃蛋黄的。
我刷完锅洗好碗，妈妈就把大弟剩下的蛋黄递给我。
我往往一口吞下去，品不出啥滋味，只是有点噎得慌。
妈妈说我，“饿死鬼托生，没点当姐姐的样子！”
只有在过年来亲戚的时候，我才会吃到好吃的。
有一年第一次吃香蕉，我没剥皮直接咬，乐得别人笑出了鼻涕，说我是傻子。
我也嘿嘿笑，用力把香蕉皮咽下去。
年下的几天，我的小棉袄的口袋里，塞地尽是糖块瓜子。
大弟小弟在一边玩鞭炮，炸牛粪，我就躲起来吃。
不停地吃，吃完了再去堂屋站着，眼巴巴看那些抽烟喝茶的大人。
所以，我小时候的冬天总是上火，烂嘴角，起水泡。
等到亲戚走了，妈妈或者奶奶就把好吃的收起来。
有些没有拆封的，绝对不许动，还要预备下回走亲戚。
我八岁那年的一个阴天的下午，奶奶先是把大弟小弟叫进屋里，随后又破天荒地叫我。
我低着头，战战兢兢，不晓得犯了什么错。
桌上摆着一个大蛋糕，乳白色上面浮了一层绿色的茸毛。
我记得，这是三个月前在大连打工的姑姑带回来的，奶奶认为是个稀罕物，舍不得吃，存了起来。
奶奶切下薄薄地一片，说:“招娣，你吃一点。”
我接过来三口两口吃下去，一开始很甜，慢慢有几分涩，有几分苦。
过了一会儿，奶奶问:“好吃吗？”
我使劲点点头，“好吃好吃！”
奶奶笑了，“行啦，吃完出去玩吧。”
我梗着脖子，恋恋不舍地离开。
大弟小弟立即围到蛋糕旁边，奶奶笑得更开心了。
快傍晚，我刚洗完一盆衣服，奶奶惊慌失措地大喊大叫。
大弟和小弟肚子疼，难受地满地打滚。
跑到地里，我哭着叫回爸妈，爸妈也慌了神，抱着他俩去村东头的卫生所。
我留下来看家，打扫呕吐物。
打扫到一半，我的胃里一阵阵翻腾，喝了两瓢井水才压下来。
深夜，爸妈、奶奶唉声叹气地回来，大弟小弟的手腕上都贴着一片纱布。
奶奶薅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摁在地上，用笤帚疙瘩打我。
“你个害人精，学会骗人了是不是，你要害死我的心肝么？！”
我扑腾着腿，又哭又喊，“我没骗人，真的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甜的东西……”
妈妈一边哄小弟一边骂我:“这个家都是你害的，你要是个男孩，咱家至于这么穷吗？今天又搭进去一百多块，早知道就该掐死你！”
爸爸坐在门口抽烟，跟什么都听不见似的，仰着黝黑的脸，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我上学的时候不是什么九年义务教育，而是小学五年，初中三年。
小学五年级上到一半，我辍学了。
我求妈妈:“让我再上半年吧，你看看我的升学考试成绩再决定，行么？”
妈妈的态度很坚决:“不差那几个月，能认识字不是文盲就得了，回来帮家里干活才是正经事！”
我急了，脱口而出:“大弟是个傻子你都让他上，凭什么不让我上？！”
妈妈抬手一巴掌，“你再说这种话，就给我滚出去！你能跟大弟比么，他是个男孩，将来是要自立门户的，你算个什么玩意？！喝了两口墨水真以为自己是凤凰了！”
我说不出话来，抓起书包往外冲。
妈妈拽着我的辫子扔回屋里，重重关上门。
晚上，放学回家的大弟小弟把我的课桌凳子搬回家，妈妈当着我的面，烧掉了书本。
那些书本都很新，外边包了一层我用旧报纸做的书皮。
后来，老师来做过家访，劝妈妈让我继续上学。
“你家刘静成绩很好，一直是班里第一，说不定将来考个好大学，不让上太可惜了。”
妈妈笑着说:“李老师，不是我不想让她上，家里的情况你清楚，没能力供三个孩子，再说，小学生考第一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中学考不了第一咋办？那这些年的钱不就白扔了，还不如回家待着，过几年找个好人家。”
“大嫂，话不能这么说……”
“招娣！”妈妈打断李老师，把我叫过去，盯着我，“妈妈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今天守着李老师，你自己选，是让你上，还是让大弟小弟上？好好想想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”
我看了看尴尬的李老师，咬着嘴唇回答:“我不想上了。”
说完，我跑出屋子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。
身后传来妈妈的声音:“李老师，这孩子太懂事了，我们得尊重她的意愿，你请回吧，费心啦！哈哈……”
看着李老师离去的背影，我知道我已彻底告别了学校。
当天夜里，我一个人跑到村外的场院，抱着玉米杆哭了一晚上。
只有村里的狗时不时叫几声，仿佛在安慰我。
第二天早上，摇摇晃晃地回到家里，大弟小弟在啃鸡爪子。
妈妈忙用盘子盖住桌上的铁盆，嚷道:“死哪去了？还知道回来？别愣着了，一会把家里的衣服洗洗，再把蜂窝煤搬进来，别以为不上学了就没事儿干！”
等他们都走了，我一边洗衣服一边发呆。
脑子里全是那个散发着肉香的铁盆。
终于禁不住诱惑，我提心吊胆地走进厨房，找了半天，在角落的一个坛子里找到了。
打开一看，略微凝结的肉汤上，有规则地摆着四片香菜叶。
是妈妈做的记号。
不久，爸爸得了关节炎，干不了重活，一到下雨阴天就疼，靠吃止疼药维持。
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力，各种活都能上手，村里人碰到我妈就夸:“你家闺女真没白养！”
1999年夏天，奶奶去世了，因为肺炎。
出殡的时候，我见到了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亲戚。
他们哭得那么伤心，一进村就一路走一路掉眼泪。
我只是呆呆地看着棺材前奶奶的黑白照片。
奶奶也看着我，梳着高高的白色发髻，似笑非笑。
外面锣鼓喧天，我家门前的那条街围得水泄不通，黑压压全是人。
是爸爸请的脱衣舞队在表演。
就在奶奶去世当月的月底，晚上电闪雷鸣，暴雨铺天盖地。
妈妈叫醒我:“招娣，去地里看看，咱家有块地比较洼，容易存水，如果存水了，你就舀一舀！”
我迷迷糊糊地问:“舀哪去？”
“随便，只要不在咱家地里就行！快点，别磨叽了！”
我胡乱穿上衣服，带着家里的洗脸盆，蹬着自行车冲进雨里。
刚出村口，路面塌陷了一大块。
“啊——哐啷！”
我发现时已经来不及躲闪，连人带车摔进沟里。
眼前一片漆黑，耳边的雨声极速退去。
我仿佛一直在下沉，沉进深不见底的井里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意识恢复的时候雨仍在下。
我的衣服湿透了，右腿钻心地疼，根本不听使唤。
扒着黏湿的泥土，我又哭又喊。
没有人回应。
只有凉凉的雨水灌进嘴里。
∞
未完待续
· 浪小妞 ·
网名 没人
